从文化反省到文化自信:中国文化建设助推社会建设40年回顾

发布时间:2019-4-2 15:07:31

(来源:《社会》 作者:邴正)

 

 

主持人按语: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过去的40年中,我国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建设领域的变革也全面推展,社会转型持续深入,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创新层出不穷。改革开放也为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和重建带来了契机。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社会学者积极投身于社会建设、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滚滚洪流中,不仅是这一历史性巨变的见证者和研究者,也是其参与者。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社会学这几十年来前行的每一个脚印,都深深地嵌入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脉络中。有鉴于此,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统和全面地总结我国社会建设、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的经验和成就,并为未来改革开放征程中我国社会建设、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有益的镜鉴,《社会》编辑部于2018715日召开了题为“转型与发展:中国社会建设四十年回望”圆桌论坛,与会学者从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农民工现象、社会工作、社会心态、文化自信、社区发展、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不同角度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现在,我们将这次研讨的成果以笔谈形式集结发表。(李友梅)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文化建设助推社会建设,扮演了重要的积极角色。抚今追昔,追本溯源,我们理应认真厘清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总结中国文化建设助推社会建设的经验,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要求,依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要求,推动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同步发展。

 

  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辩证关系

 

  文化与社会是人类活动彼此依存、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人,社会是人的活动方式,文化是人的活动成果。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任何能力与习惯”(泰勒,20051)。美国文化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一书中认为:“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并传授,并构成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是历史上经过选择的价值体系;文化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转引自冯天瑜等,200511)从上述意义上说,社会建设的成果体现为一种文化状态;文化建设作为社会活动方式的特征,推动和制约着社会建设的进程。衡量社会建设的成就,最终要看社会建设成果有多少可以转化为文化存在。文化建设的成就,标志着社会建设的水平和特色。

 

恰如斯特斯·林赛(2002)所言,“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机会的看法”;“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确实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人们对进步的想法”。对此,马克斯·韦伯亦做出深刻阐述:“不是思想,而是利益(物质的和思想的)直接支配人的行为。但是,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转引自苏国勋,198884)这些先贤名言告诉我们,文化发展是助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具体表现在:第一,文化观点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前导。由于文化是社会的粘合剂和扩大延续的中介,文化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们联系的程度和方式。文化观念的基础是真、善、美、圣等价值认识,是关于行为的超前反映。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2009208)文化观念不仅反映现存的社会关系,而且反映变革现存世界的要求。物质的变革必须是实际的、具体的,因而需要相对稳定的演变过程,而观念的变革则不受时空条件限制,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之中。人总是先思考而后行动,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理想行动。因此,文化观念变革往往是社会发展的前奏,剧烈的思想变革扫清了人们认识和接受新事物的障碍和偏见,使人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的进程,把握时代变革的脉搏,积极大胆地行动起来,去追赶历史潮流。传统社会的黏合剂开始松动,社会便不可避免地改变自身。

 

第二,文化观念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社会发展需要文化观念提供目标和理想。社会理想包括政治理想、经济理想,也包括文化理想,如人格、哲学、宗教、艺术等。文化理想是一种高级的人格、价值和生活境界追求,是个人和群体的精神升华。文化理想对现实往往持批判态度,是人们不满于现状的精神表现。受文化理想鼓舞和激励的人,把社会视为实现其理想的条件。为创造条件,他们会积极进取,改造社会,从而主动地促进社会发展。

 

第三,文化建设为社会建设确立评价标准。文化是社会行为的成果。衡量社会发展水平,要看社会创造的财富、拥有的生产力、社会制度、人的素质、科学艺术文化的成就等。从广义上说,这一切都是文化。社会能否不断发展,关键在于能否不断增加、积累文化成果和提高文化水平。社会的发展进步投射到文化观念上,表现为文化观念的更新。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共生关系,相应的社会需要相应的文化观念。如天人关系,在农业社会表现为天高人低,人屈从于盲目的自然力;在工业社会则表现为天人相争,人类发展要征服自然;在后工业社会,或者说信息社会,则表现为天人相合,人类意识到应该与大自然协调相处。所以,社会发展程度不同,所达到的文化观念水平也不同,文化观念实际上是社会发展程度的主观反映。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凸显了文化建设对社会建设的关键作用。信息活动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可传播性,二是可理解性。信息传播的主体是人,对象也是人,信息之所以可以在人际间传播,是因为传播的内容可以被其他人理解。信息活动是直接产生认识与理解的精神文化活动。所以,信息活动本身不同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活动,它直接体现为文化活动。信息活动的本质就是精神文化活动。进入信息社会,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亨廷顿认为,进入21世纪,文化的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冲突是未来世界冲突的根源。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和国际格局,文明间的断裂带(如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亨廷顿,2013)。

 

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问题。文化是分化个人的隔离层,也是凝聚社会的黏合剂。现代人的焦虑、困惑与冲突,是现代文化发展中出现了重大转折的结果。传统的文化链条断裂了,黏合剂松动了,隔离层加深了,这才引起了社会的喧哗和骚动,加剧了社会张力。因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题是如何协调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深层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改革开放40年形成的丰硕成果就是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交相辉映的结果。现阶段,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等领域遇到的各种新问题,也亟需发挥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开掘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精神动力。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道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文化反省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抉择(1978-1989年)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文化建设上,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的文化形态也逐渐转型。极“左”思潮所提倡的革命主义、英雄主义等神圣价值观念逐渐走下神坛,重新恢复自由的大众开始释放内心的压抑,抚慰受挫的心灵。在国家建设现代化的口号下,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展开。

 

但是,这一阶段,由于受到文化惯习和体制延续的影响,改革开放的文化价值观念建设仍然受到过去极“左”年代价值观的挑战,具体表现在:第一,忽视个人,绝对推崇集体利益和群体价值观。第二,忽视现实,极度推行浪漫主义价值观。第三,忽略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性吸收,过度强调新价值观。可以说,“我们是在一种传统文化被冲得七零八落,外来文化被完全拒斥,创造出的大多是反文化的状态下步入市场经济社会的”(邴正,2011)。纠正文化价值观念的偏颇,实现文化价值观念的更新,是这一阶段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一步步发展在消解极“左”思潮影响的同时,也使人们走入新的迷茫。市场威力带来的赤裸裸的金钱、利益甚至腐败,让大众感到彷徨和被愚弄。换言之,这个阶段既是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时期,也是整个社会的迷茫和彷徨时期。这集中体现在是拥抱市场经济还是排斥市场经济的选择上。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城市的“无证摊贩”、“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民间市场和“黑市”现象越来越广泛,这无疑显示了人们自主谋生、自主创业的文化精神的萌动。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深蒂固和极“左”政治思潮的延续,人们自主谋生的意愿和自主创业的冲动,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温州召开了全国性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讨论会”。1981年全国进行“严打”,温州因其个体经营活动多而被列入重点“严打”地区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还在极“左”政策的压力下,试图通过“禁、堵、赶”的方式,取缔一些农村集镇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

 

2.市场经济改革背景下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探索(1989-2012年)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我们以务实主义的理念探索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发展是硬道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我们采取的是务实主义路线。一是一切向前看,不纠缠历史旧帐;二是不争论,不纠缠姓“社”姓“资”的名分之争,一心一意搞建设;三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四是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行非均衡的发展方式。

 

在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上,我们“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和谐的新高度,又进一步把促进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表述为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中共十七大报告则从“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等角度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这一阶段,围绕着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主要处理如下关键议题:第一,协调“公平”与“效率”的理念矛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追求公平优先,力图实现普遍的平等;市场经济则追求效益最大化,追求效率优先。两者结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结合就有矛盾,不是天然的吻合。市场经济不会天然推动公平,社会主义理念也不能直接促进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文化矛盾和纠葛是必然的。一方面,主流价值观在主导社会主义文化,另一方面,经济生产不断强调市场经济最大化。最大化就有可能不利于公平。因此,公平和效率之争直接体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理念分殊。如何调控和实现二者的平衡,将是对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考验。

 

第二,理想主义传统与务实精神的结合问题。中华民族以往曾徘徊在浪漫化的理想主义境界和伦理实用主义的两极对立之间。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终极的、完满的道德境界;另一方面,由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实现价值观上的道德追求,因而只能在实践中采取普遍的伦理实用主义态度,造成当下的文化出现极端的功利主义乃至拜金主义倾向,由此必然造成实践上的两难境地。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建设中把理想主义与务实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集体主义精神与市场经济的个性张扬之间的辩证结合问题。集体主义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由于现阶段我们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成员相应兼有集体主义与个性自由的双重性质。集体主义传统有助于在全球化时代提高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在收入差距相对扩大的情况下有力地支撑社会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集体主义背景下的个性自由有助于激发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工作活力。

 

3.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建构(2012-现在)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梦”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时代发展的主题和民族追求的目标。“中国梦”始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梦的终极目标。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现实追求。换句话说,中国梦不仅是一系列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理想目标,它还涉及怎样看待精神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无论是中国梦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都是在重新找回社会发展的文化理想。改革开放以来,务实精神崛起,我们创造了经济奇迹,同时,我们也面对来自全球的和社会内部的各种挑战。回望改革开放40年,我们走出了革命政治意识形态的迷雾,告别了总体性的计划经济模式,用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展经济、改造社会。务实主义和功利主义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旋律,但是,务实是方式,功利是手段,它们都不是目的。彻底的务实主义只会导向恶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只会将人们变成物质的仆人和金钱的奴隶。

 

所以,执政者和社会管理者要在务实和功利的基础上,树立崇高的执政理想,坚持科学的发展理念,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绝大多数人,让不同阶层的民众共享社会改革的果实。同时,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对利益格局的调整,调节收入差距,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使中国梦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梦想。

 

总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更是一个精神文化发展过程。任何国家的崛起,仅有经济发展是远远不够的。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文化冲击: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现代文化冲击传统文化,功利文化冲击理想文化,西方文化冲击民族文化,大众文化冲击精英文化。文化的开放和冲击激发了思想的活跃,也加剧了异域文化的吸引力。我们的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在文化层面整合。文化层面整合,就要重建我们的价值观,就要把中国崛起和民族精神的重建结合起来。

 

构建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文化建设的文化理论

 

美国著名诗人马修·阿诺德有过一句名言:“现代人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另一个世界尚无力诞生。”(转引自杜威,19862)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转折点,我们正在告别旧的文化,又要努力探索创造新的文化。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们要以开放兼容的精神去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去接纳跨世纪的文化融合,从而找寻和培养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同步。

 

1.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指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其核心是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因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当下用什么方式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什么方式来实现马克思所预言的全体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形成一个对全世界各民族、各种文明来说都能普遍适用的共同体模式,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实践议题。

 

笔者以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有契合之处:一是文化依存论,即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子曰:“夷狄而华夏者,则华夏之;华夏而夷狄者,则夷狄之。”(转引自曾亦,2010)它表明文化是可以依存的;二是文化包容论,即“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与西方进步文明替代或消灭落后文明,即野蛮的传统是不一样的;三是群体价值观,即个人要以家庭和家族为本位,个人和群体之间要互相依存。随着中国社会的崛起,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应该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取长补短,会更加丰富多样。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文化冲突比较尖锐的时期。由于当代信息化、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原始策源地与优势占有者是西方文化,这就向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挑战之一是在资本主义文化泛滥的背景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方向;挑战之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如何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挑战之三是在全球文化高度竞争、冲突的背景下,如何追赶全球发展的潮流,缩小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差距。这一切表明,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设,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2.协调网络文化的多元性与统一性

 

目前,中国有12.7亿移动通讯终端,有8亿以上网民,6亿左右微信用户。从网上的活跃人群看,大体可分成以下群体:(1)“主流”(在网上常常被反对者称为“五毛”),支持主流意识形态,充分肯定现实,支持政府;(2)“愤青”,对内不满社会现实,对外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3)“公知”(网上术语,与通常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不完全相同),常常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错的,西方的一切都是对的,也可以称为“西化派”;(4)“左派”(网上术语,与通常的“左派”概念不完全相同),肯定“文革”,对改革开放持批评态度;(5)“小资”,在网上秀恩爱,晒时尚,选美食,谈健康,赏风光,很少介入政治话题,体现出中产倾向;(6)“新人类”,创造了大部分网络新术语,既不“主流”,也不“愤青”,比较自我,价值倾向不明晰,主要是80后、90后都市青年。

 

透过上述网络活跃群体的言论与分歧,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进入了多元文化时代,出现了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矛盾。具体而言,网络文化的“主流”大多倾向于革命文化和改革开放文化,不反对传统文化,有些人反对西方文化;“愤青”大多倾向于传统文化,反对西方文化,有些人也反对革命文化和改革开放文化;“小资”“新人类”大多支持西方文化,不反对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文化,但大多不喜欢革命文化;“左派”坚决拥护革命文化,坚决反对西方文化和改革开放文化。不同群体对文化的多样化选择是合理的,但彼此互相反对,导致社会认同的断裂,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面对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矛盾,我们需要加强主流文化的建设,为形成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社会共识和认同提供文化价值观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主线。我们必须以此为基础,整合多元文化,丰富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作为形成社会共识与认同的基础。

 

3.用中华民族精神整合和引领文化多元板块互动

 

当代中国文化是交互融合、碰撞、冲突的矛盾体,存在古代传统文化、现代革命文化、外来文化、新生文化四大板块。古代传统文化主要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活习俗、文化心理与意识形态,特别是道德领域。现代革命文化主要影响着政治生活领域与意识形态领域。外来文化渗透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日常生活、科技、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新生文化则主要表现在科技文化、信息文化和大众文化之中。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外来文化、新生文化之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应该把当代文化的多元板块之间的互动看成一个多层次融合的过程,防止简单化、单极化的价值诉求。

 

文化的多元板块结构是社会建设面临的现实状态。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以此整合和消除当代文化的多元板块结构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过程中,究竟以何种文化为基础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们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无论是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其中都有一些作为人类普遍性的因素,如人类的共同美德、创造力与凝聚力等,在经过一段历史发展的磨合之后,不同文化板块之间的界限是可以跨越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文化感召力。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